贾似道的古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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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巅峰时期的秦国打得过南宋吗？

在我看来，秦朝和南宋都属于冷兵器时代，尽管在南宋时期发明出了火器“突火枪”，但这并不标志着南宋就能够使用大规模的武器来对秦朝进行压制。其一，南宋科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发达；其二，南宋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其混乱的政治体系。因此尽管有岳飞的相助，我也不认为南宋能够打得过秦朝。

有不少人说南宋朝廷的存在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虽然其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可圈可点，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的局面。尽管在南宋后期，军事上有了诸如岳家军，韩家军的存在，但是其偏安的政策直接导致军队溃败，人心流失，最终漠北民族对南宋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反观秦始皇，现在有很多声音为秦始皇平反，我认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评价一个人就要从他的功过两方面来判定。但不可否认的是，秦朝由于其出色的法律制度，在秦始皇执政期间，天下得到了一定的巩固，而且确实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首先秦朝的人才，绝对要比南宋时期的多得多不是说南宋时期没有杰出的人物，而是说南宋时期这些有才华的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皇帝不是被奸臣蒙蔽了双眼，而是自己就有问题。南宋是由北宋演变过来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赵匡胤在建立之初就进行了杯酒释兵权，意味着武将的权利始终要被削弱。

到了南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即便溃败的南宋军队想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皇帝以及某些大臣不允许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武将当道，很有可能组成私人武装反叛朝廷。岳飞之死其实同样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起了一个完全体的王朝，其经济以及军事力量都是后续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试想一个经历了许多场大战的王朝和一个镇压自己士兵的王朝，哪一个会取得胜利呢？

秦国疆域辽阔，人才济济。反观南宋被多方势力压迫，或者说是外族入侵导致南宋不可能形成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皇帝当然可以享乐，但他们也不想想，没有自己的支持，有多少武将会被朝中的奸臣所残害，自己的朝廷不靠，自己的士兵又要靠谁呢？

当然我们不考虑两个朝廷人心流失的状况毕竟在不同程度上，两个朝廷都有被天下百姓所诟病之处。仅仅只是看军事力量的对比，南宋就不可能打败秦朝。不是说岳飞打不过白起，而是朝廷不支持岳飞，但秦始皇肯定支持白起。

综上所述，尽管打仗是综合实力的对比，不能仅通过单一的一方面来进行比较，但是我们从整个南宋的趋势来看，其后期卖国求荣主导的思想决定了其必败。

3、历史上的高俅和蔡京真是奸臣吗？

《宋史》中，蔡京名列《奸臣传》，可谓货真价实的奸臣。高俅在《宋史》中没有立传，事迹散落在其他的传记中。根据高俅生前的作为，虽然也有劣迹，但“大节不亏”，似乎不够奸臣条件。或者说，高俅的“奸臣”含量远远不及蔡京。然而，在《水浒传》中，这两人却恰好反转，高俅是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蔡京虽然也被当做奸臣刻画，却没有高俅坏。那么，历史上的高俅蔡京，与小说中的形象有哪些不一样之处呢？

《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高俅出场。施耐庵是这样介绍这位大反派的：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

以施耐庵的说法，高俅就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等样人自然不会干什么好事了。所以，“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虽然如此，高俅倒也没有干过什么十分恶劣的坏事，只是帮着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干那些风花雪月的勾当。因为这件事情，高俅的父亲却到衙门告了自己儿子一状。因为父亲告儿子，事情就被放大了，开封府便将高俅脊杖二十，驱逐出城。可见，高俅年少时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只是因为做了“浮浪”之事而已。

施耐庵这样写，原因还是没有历史凭据的缘故，因要为后文做铺垫，所以，才有这样的文学虚构。《挥塵后录》中记载，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高俅为苏东坡小吏。后来，苏东坡把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王诜。这天，端王赵佶在早朝时问王诜借篦刀整理头发，看中了那把精致的篦刀。小王都太尉便说，这样的篦刀刚刚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未用，晚上让人送过来。

小王都太尉所遣之人，正是高俅。于是，便发生了《水浒传》中的故事，高俅因蹴鞠功夫了得，被端王留下。几个月后，端王继承皇位，是为宋徽宗。

《挥塵后录》继续说：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宋徽宗登位后，高俅很快得到升迁，职位超过了同僚。高俅升官速度很快，大概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于是，宋徽宗说：“你们有高俅那样高超的球技吗？”当然，宋徽宗所说的“脚迹”并不一定指的就是蹴鞠，而是高俅具备其他人没有的履历。

《挥塵后录》为后人辑录的史料，也难免自相矛盾之处。这部典籍同时说：“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高俅并不是《水浒传》所写的那样，一夜之间就升到了殿帅府太尉，而是经历了二十年的磨砺，才坐到殿前司这个位置上的。这样的“脚迹”，大概是很多大臣所没有的。

至于施耐庵说，高俅的父亲曾经将他告到了开封府，估计也是没有的事。《挥塵后录》中，提到了高俅父亲的事情，是这样讲的：“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進士，直赴殿試，后登八座。子姪皆郎，潛延閣恩倖无比。”高俅的父亲叫高敦，因高俅而重新做了节度使。哥哥高伸与因此得到直接参加殿试的机会，高中进士。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件事情在高俅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蔡京则更是如此，一人得势，他的几个儿子蔡攸做到了领枢密院事，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蔡翛则做了礼部侍郎、镇江留守，其余如蔡眦、蔡袺等都在朝为官。蔡钘做了宋徽宗的驸马，蔡鋆是杭州知府，据说，被义士武松所杀。仅以此相比，蔡京的奸臣含量远比高俅要大。

由此观之，施耐庵虽然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但基本事实还是有史料可查的。

北宋末期，吏治腐败，高俅、蔡京等发迹，惠及家人，《水浒传》对此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比如，高唐州太守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大名府留守梁世杰、江州知府蔡九，等等。这样的文笔，则是施耐庵对宋徽宗的抨击，同时，也把高俅、蔡京列入了奸臣行列。

高俅的升官是因为蹴鞠，蔡京的得道，却与高俅很有点相似。《宋史·奸臣传·蔡京》中说：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是熙宁三年进士，担任过钱塘尉、推官，起居郎等不大不小的官职。宋徽宗继位后，蔡京出任江宁知府。徽宗喜好书法，命童贯四处收集名人字画。蔡京投其所好，把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都献给了童贯，并在其中评点，夹带自己的观点。

“童贯凡所书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谕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这便是《宋史》中记载的蔡京通过投宋徽宗所好，一步步位极人臣的过程。

高俅虽然也是因为一技之长得到玩乐皇帝的赏识，但却曾为“使相”，在西北将领刘仲武帐下为监军。童贯、刘仲武在边境打了不少胜仗，高俅此时也在军中，应当立有边功。后来，高俅极力推荐刘仲武的儿子刘錡，算是对刘仲武的报答。高俅其实也没看错人，刘錡后来成为南宋抗金名将，《宋史》称他与张浚、岳飞、韩世忠齐名。

高俅最后能成为殿前三司统领禁军，大约与其边境建功有关。而高俅做了高官后，不忘苏东坡的举荐之恩，经常照顾他的家人。《挥塵后录》说：“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給养，问卹甚勤。”

高俅对待刘仲武、苏轼的家人，是其知恩图报，这样的为人，也大有可以称道之处。

蔡京则不然，《宋史》说他：“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从这一点看，蔡京比高俅坏得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奸臣。

靖康元年，童贯、蔡攸、蔡翛策划宋徽宗南渡复辟，命高俅率领三千禁军随同南下，镇守泗州断后，阻止朝廷追击。“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於牖下。”

《纪事本末》中说，宋徽宗到了南京，便不愿意前行。童贯命放箭射杀御驾卫士，裹挟徽宗渡过淮河，继续南奔。

高俅父子兄弟在傍，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愤。

这部典籍称其他人为“贼”，高俅却不在此列。可见，历史上也多有对高俅正面评价者。

高俅没有继续追随宋徽宗复辟，而是托病返回了汴京。大约是高俅回京，宋钦宗得知了太上皇的复辟阴谋，立即采取措施，诛杀了童贯、蔡攸、蔡翛、梁师成等人，高俅则在靖康元年时，病死在家中。史家评说高俅“大节不亏”，应当与此有关。

宋徽宗让位后，蔡京立即被谪贬。而他的儿子们却为了挽救蔡氏集团，策动道君皇帝复辟，引发帝争，在金兵大举南下之际，分裂朝廷，可谓十足的乱臣贼子。

《水浒传》头号奸臣无疑就是高俅，此人一做大官，便开始陷害忠良，王进、林冲两大禁军教头都被他逼走。

蔡京的之奸，施耐庵以“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进行了抨击。据《大宋宣和遗事》说：

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

施耐庵据此记载，写了“智取生辰纲”这个精彩的故事，引发了梁山好汉大聚义。而在此前，又以杨志的故事，隐喻“花石纲”事，这件害民之事，也与蔡京怂恿宋徽宗极尽享乐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宋史·奸臣传·蔡京》没有提到生辰纲这件事，但却说蔡京“既贵而贪益甚，已受仆射奉，复创取司空寄禄钱，如粟、豆、柴薪与傔从粮赐如故，时皆折支，亦悉从贞给，但入熟状奏行，帝不知也。”

高俅也有贪婪的记载，《靖康要录》说，高俅借禁军营私，“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

高俅虽然没有正史传记，但却可以从很多史料中找到他的历史遗迹。《靖康要录》的这段记载，大概也是施耐庵把高俅写得很坏的一大缘故。

同时，有观点称，高俅管辖着禁军，却不操练部队，在军中大搞文娱仪仗以取悦皇帝，导致战斗力下降。这样的军队在后来的汴京保卫战中不堪一击，高俅也是导致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这一点看，高俅便是铁杆奸臣了。

不过，按照北宋后期的军事体制，高俅是没有禁军调配权的，能够调动军队的，是枢密院。所以，高俅不可能调动军队保卫京师。而《水浒传》中所号称的八十万禁军，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王安石变法后，为了节省军费，禁军被裁减了至少一半，而且，很多部队都被分派到各地，或者戍边。童贯裹挟宋徽宗南渡时，高俅手下也就三千兵马，还得受到童贯的节制和指挥。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中，讲了一件高俅调兵的事情。当时，为了给高廉报仇，高俅选呼延灼为将，“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韬、彭玘，火速赴京。”后来，还有会同枢密院一起商议军机。调兵马得通过枢密院，发兵也要这个军事最高机关同意。

而且，禁军比较分散，将领手中并无多少兵力。靖康元年正月，“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督泾原、秦凤兵入援。”这支勤王援兵有多少人马呢？三千！

《水浒传》中，讲到祝家庄、曾头市拥有私家武装，这便是北宋当时军事建制的真实反映。除了禁军、厢军外，大量的征用乡兵、番兵作为军事补充力量，参与戍边、御敌等军事行动。这些私家武装，最终演变成“某家军”，严重威胁到了王朝的安全。童贯挟徽宗南渡时，便拥有几万属于自己的部队“胜捷军”。这也是宋高宗斩杀抗金大将，夺回兵权的重要原因。

因而，让高俅承担靖康之难的责任，似乎不太公允。

蔡京在正史上比高俅坏很多，但在《水浒传》中却比高俅好得多。怎么讲？

晁盖带领人马下江洲救人，黑旋风李逵一路砍杀，伤了无数百姓。梁山人马撤退后，蔡九知府便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

病大虫薛永打探消息，给宋江报告了这件事情。还说，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

这是明显在为蔡九知府辩解，施耐庵非但没有黑蔡京的这个儿子，还把他立即清理死伤官军百姓，迅速申奏朝廷的事情特地点了一笔。在吴用打破大名府时，施耐庵再次写到了相似的情况。

吴用带兵打破了大名府，梁山好汉进城后，吴军师派了两路人马去杀梁中书、王太守的一门良贱。战斗结束后，梁中书回到家中，发现一家人死伤殆尽。书中却并没有过多描写梁中书为此伤心，而是“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

战后立即做善后工作，很快统计了伤亡人数，还特地把百姓的伤亡情况摆在优先地位，这与梁山泊的滥杀无辜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施耐庵为什么这么写呢？

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反映北宋熙宁以来的党争历史。书中的高俅是新党，蔡京则是旧党。虽然，蔡京掌控朝政后，打着新党的旗号搞阴谋祸乱朝政。但是，蔡京当政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制为古代所罕见，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遍及全国各地，惠及民众。在蔡京手上，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其成果远超历朝历代。

上面讲到的《水浒传》中的两则故事，便是蔡京推行社会救济制度的反映。梁山打下的其他州府，施耐庵便无此一笔。

施耐庵著书尊重历史，评价人物比较客观。虽然高俅比蔡京还坏，却是因为高俅更多的事迹并不见诸历史，文学虚构的空间很大。蔡京却因为有此亮点，施耐庵暗中点赞，也是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了这个大奸臣。

可惜的是，《水浒传》仅是一个残本，高俅、蔡京在七十回后还有没有故事呢？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我想，以施耐庵严谨的创作态度，肯定也会基本遵循历史，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结局。

正如上面几处所提到的高俅、蔡京的事迹那样，公元1126年，高俅在汴京家中去世。因为他没有继续参与宋徽宗复辟，得以全身而退。蔡京则在同一年作为“六贼”之首，被宋钦宗“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

《水浒传》中，以宋江在九天玄女庙见到“二龙戏水”的细节，隐喻了宋徽宗镇江复辟的历史。那么，从泗州托病而回的高俅，是不是也会被施耐庵据实写进书中，从而反转了这个人物呢？

4、宋理宗的头盖骨为什么被做成了酒杯？

导语：宋理宗的头盖骨为什么被做成了酒具，还得从宋理宗本人说起。

赵昀（1205年1月26日―1264年11月16日），南宋第五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九世孙。

原名赵与莒，嘉定十五年（1222年）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宋宁宗死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拥立为帝，是为宋理宗。 宋理宗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自己则尊崇理学，纵情声色，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执政后期，又沉缅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中，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国灭金。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攻鄂州，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 景定五年（1264年）11月16日，宋理宗在临安去世，在位40年，享年60岁，遗诏太子赵禥即皇帝位。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葬于会稽府永穆陵。咸淳二年（1266年）十二月上谥号为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史载，宋宁宗赵扩一生无子。庆元四年，丞相京镗见宁宗六宫后妃均无生育，就请遵照宋高宗旧例，挑选赵宋宗室子弟做养子。嘉定元年，荣王赵希瓐被立为太子。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嘉定十三年，29岁的太子赵希瓐暴病而亡，宋宁宗只好另外择立储君。彼时，宁宗已53岁，他下诏在宗室子弟中择贤选拔。最终选择了赵贵和为皇嗣，把他抱入宫中养育，更名赵竑。

皇子贵和对擅权揽政的史弥远很是不满。史弥远本是奸佞小人，他投靠王皇后，竟然飞黄腾达，越级升迁，开禧三年，权相韩侂胄北伐失败，被宁宗诛杀，史弥远一跃而为丞相，权势煊赫，朝野畏惧，许多大臣纷纷趋附于他的门下。

皇子赵竑对史弥远、王皇后擅权揽政深恶痛绝。他曾对左右说，史弥远罪大恶极，应该刺配到八千里外的远恶军州去。史弥远知道后大为恐惧，于是撺掇王皇后废黜了赵竑，改立赵希瓐之子赵贵诚为太子。贵诚就是后来的宋理宗赵昀。

宋理宗赵昀并非雄才大略之君。他在位期间，前期为权相史弥远控制，基本无所作为。直到绍定六年十月，史弥远病死，宋理宗赵昀才开始正式亲政。

史弥远死后半月，理宗下诏宣布改明年为端平元年，有改元更化之意。宋理宗赵昀在太子师、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辅佐下，开始打理朝政大事。他将史弥远的党羽驱逐出朝。史弥远专权的局面终告结束。

就在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时，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却蒸蒸日上，原先统治蒙古各部的金朝，在蒙古铁骑的猛烈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

南宋君臣对“靖康之耻” 耿耿于怀，却忘了唇亡齿寒的古训。绍定四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亲率大军伐金，蒙古军兵分三路捣入中原，钧州三峰山一战，蒙军以少胜多，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金哀宗逃出汴京，先到归德，后窜至蔡州。

蒙古军围攻汴京时，派使臣到杭州同南宋商议夹击金朝，承诺灭金后，将金占领的河南之地全部归还南宋。宋理宗和大多数文武大臣觉得这实乃天赐良机，既可报仇雪耻又能收复失地，未多做考虑就轻率答应了蒙使，应允“联蒙灭金”。

端平元年正月，宋将孟珙率宋军攻入蔡州城，蒙军随即从另一门攻入，蒙宋联军蜂拥而入，杀声震天，金哀宗在绝望中自缢身亡，曾经强盛的金国彻底覆亡了。

灭金后，蒙古人并未全部兑现承诺，而是将河南地一分为二，只将陈州、蔡州以南部分划给了南宋。蒙宋军队随后各自回撤境内。

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灭国四十二，南宋也是其急欲征服的目标之一。灭金后，窝阔台又将征服者的目光扫向了富庶繁盛的江南之地。

端平二年六月，窝阔台汗分道进兵，大举伐宋，延续四十年的蒙宋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相继侵宋，战火持续不断，南宋小朝廷早已是兵凶战危、风雨飘摇了。但宋理宗并未觉醒，景定年间，他宠信奸佞贾似道，贾似道专权后，庙堂上群鸦蔽日，贤者远避，朝政愈发腐烂不堪。

将国之大权托付给贾似道后 ，宋理宗于是耽于享乐。

史载，他骄奢淫逸，后宫嫔妃若云。有那么多美人要应付，自然不会过问朝政了。宋理宗荒废政事，奸臣贾似道对内贿赂公行，打击异己，对外暗通蒙古，一步步把南宋推向覆亡的深渊。

为解决财政危机，贾似道推出“公田法”。罢和籴，买公田，为的是解决军饷匮乏的老大难问题。史载，宋理宗即位初期，交子发行三亿多贯，到淳祐六年，猛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到景定四年，每天印发十五万贯。滥发纸钞，没有金银、铜钱做储备，货币购买力越来越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更为严重的是，储轻物贵，直接威胁到在前方浴血苦战的将士们的生活。

公田法” 推行后已使南宋军民困扰不堪。后宋理宗、贾似道又派人重新丈量土地，实施所谓的“经界推排法”，滥加赋税，乘机大肆敛财。贾似道骄横跋扈，肆意胡为，宋理宗早就是“诺诺皇上”。从不敢驳回贾似道之请。 经贾一番瞎折腾，江南尺寸土地都被加税，民众财力更加枯竭，怨声载道。

就在宋理宗君臣埋首丈量半壁江山时，蒙古新大汗忽必烈已经平定内乱。他把都城迁至燕京，秣马厉兵，准备直捣江南，南宋的彻底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赵昀纵欲过度，患了重病，太医亦束手无策，朝廷只好以高官厚禄为饵，在全国范围内广求名医。不几天，宋理宗病情恶化，还是无人应召，传说中的神医还是渺无踪影。当月，昏聩庸碌、骄奢淫逸的宋理宗就病死了。葬于穆陵，庙号“理宗”，谥号很长“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宋理宗死后十五年，即公元1279年，蒙古军队攻入临安，立国319年的宋朝名实俱亡。

南宋灭亡后，宋理宗的陵墓被一个叫杨琏真迦的西域番僧盗掘，他把盗墓得来的陪葬品用来修葺寺庙。据记载，盗墓时，西域妖僧杨琏真迦发现宋理宗的尸骸下葬前进行过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于是让人把理宗遗体拖出来，倒挂在树上，三日后，待水银等防腐剂流尽，他砍下其头颅，处理一番后镶嵌金玉，做成一盏“骷髅盏”送给他的老师、元朝国师八思巴。不得不说，宋理宗的头盖骨被做成了酒杯，都怪他尸骸进行过防腐处理。

这盏人头骨做的“骷髅碗”成了八思巴的酒器。后来，这“骷髅碗”又辗转被元朝皇帝所得，并代代相传了九十多年。

总结：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唏嘘感慨，“叹息久之”，于是派人到大都元宫中寻回这只有些惊悚的“骷髅碗”，洪武二年以帝王礼将宋理宗颅骨隆重葬于应天郊外。次年，又将理宗头骨归葬到绍兴南宋帝陵永穆陵原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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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路天行》言吾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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