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青花堆塑五彩瓷器

1、明清青花堆塑五彩瓷器，花雕酒和黄酒的区别有哪些？

花雕酒和黄酒的区别有哪些？原来女儿红和花雕酒也属于黄酒中的一种

黄酒可以说是东方酿造酒中的经典，始于我华夏文明，花雕酒则是黄酒中比较经典中的珍品，所以把花雕酒叫做黄酒也不会有错。

首先我们来对比下花雕酒和黄酒的区别，再来说说这两种酒各有什么优点和在我们烹饪中的作用。

1、原料和酿造工艺上的区别

黄酒的主要是用大米、黑米以及黍米等为主要原料，再经过蒸制等工艺发酵酵制而成的。

花雕酒主要是用糯米和麦曲等主要原料，再经过特殊的工序酿造而成的。

2、风味和营养上的区别

花雕酒所用的原料和酿造工艺决定了花雕酒的奇特风味，在营养方面也比黄酒更为丰富，其所含的氨基酸和维生素等元素对身体都十分有益。

3、酒味上的区别

黄酒的酒味比较烈，喝起来的口感辛辣味比较重。

花雕酒的酒体呈橙黄色，看上去很漂亮，口感比较甘甜、清凉，回味悠长。

4、在烹饪中的区别

黄酒可以在烹饪中使用，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配上黄酒也是非常好的。

花雕酒可以在烹饪中使用，其酒性质较为温和，适量的饮用对肠胃基本上没什么刺激，也非常有益，但不宜过量饮用。

5、含糖量的区别

花雕酒和黄酒的所用原料和酿造方法不同，所以两者在含糖量上也会有所差别，总体来说黄酒的含糖量要比花雕酒更高一些。

很多容易把黄酒和料酒搞混，也有的人把黄酒和料酒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

料酒虽然是在黄酒的基础上做出来的，里面增加了八角、花椒、桂皮等多种香料和调味料进去加工而成的，料酒主要是用于烹饪中使用，并不合适直接饮用。

黄酒不仅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在烹饪中使用。

1、温饮

我们最常见的喝法就是温饮，在喝之前只要稍微加热，这样黄酒的酒香就更加浓郁，口感会香甜顺口好喝。在加热的时候只要把装有黄酒的酒瓶直接泡在热水中即可，不用泡太久，泡久了，温度太高容易让酒精挥发而影响口感和功效。

2、冰镇

可以把黄酒放进冰箱冷藏后再饮用，或者在黄酒中添加冰块，那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3、调味料

黄酒在烹饪中是一种很好的调味料，比如我们在做海蜇皮或者螃蟹等食物的时候，黄酒的出色表现都可以让我们有丰富的口感享受。

1、把花雕酒加热到50度左右是最佳的温度，这样的口感最好，温度太高酒精容易挥发，温度太低又会不够味。

2、可以直接喝，也可加入一些话梅或生姜，甚至可以和各种果汁或者和饮料任意勾兑来喝，这样不仅好喝还别有一番风味。

3、在冬天喝花雕酒的时候可以加点枸杞子和姜一起加热来喝。

4、夏天天气较热，一般就不宜放姜或者枸杞了，但可以放上几粒话梅，然后加热到快沸腾前的状态保持10分钟，然后等其自然冷却后放冰箱冷藏，或者加冰块来饮用。

5、把花雕加热到快沸腾的状态时，打进鸡蛋后加入适量的糖后搅拌均匀，据说这样的喝法营养非常高。

6、开封后的花雕酒要尽快喝完，因为时间太长的话就会慢慢氧化，就会白酒为醋。

我们常听的女儿红、状元红这类的酒其实都是黄酒中的品种，一般黄酒的保存年龄越长就越好喝，口感会特别香醇，喝起来浑身舒坦。看到这或者你对黄酒有更深的了解了吧。

来！走一个！让我们越喝越牛气！

2、邢窑的代表器物？

瓷器，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项特殊贡献。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科技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意趣，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结晶的典型代表。

瓷器既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自瓷器产生之后，在早期和发展阶段，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可以说是实

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奇葩，精美的中国古代瓷器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内外的收藏热点，吸引着全世界收藏界的目光。

中国瓷器的美，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和瓷胎的细腻

让人们倾倒和痴迷的中国古代瓷器，自然是有着极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致密上，又呈现出器物制作工艺的精细和造型的优美多姿上，还展现在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上。当然，不同时代的瓷器，会有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因而也会展现出不同的审美侧重——中国古代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古代上层社会——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以及文人墨客更多地决定着社会的时尚和社会审美取向。在东汉瓷器创烧以迄唐代，由于瓷泥难以纯净，胎质难以大幅度提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这一审美侧重，决定了中国瓷器在初创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演变途径——立足于开掘出瓷器釉色和釉质所带来的美感。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反映出当时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获得与自然界的各色玉石相仿的效果。重视美玉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很自然地与瓷器审美侧重相融合起来。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烧造出的青、黑、黄、白色的单色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不仅是对其进行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成为众多窑场努力的方向。

毫无疑义，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决定了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主导思想；即使在中国制瓷史上的后期阶段，釉上彩、釉下彩、釉上彩和釉下彩相结合的彩瓷鼎盛时期，仍然对瓷器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

原始瓷器自商周时期发端，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东汉，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既有艺术装饰而有具有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器，成为浙江、江苏等地主产区的外销产品。

东汉原始瓷器，胎质坚硬致密，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由于改刷釉法为浸釉法，釉层增厚，胎釉结合的状况大为改进，脱釉现象少见。器型比较规整，多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身为素面，有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

到东汉晚期，由专烧原始瓷器的原始瓷窑烧制出成熟青瓷和黑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了。

这种刚从原始瓷器演变而来的青瓷，无论在造型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与原始瓷器有相似之处，但它已经是脱胎换骨了——通过原料粉碎和成型工具的改革，胎釉配制方法的改进，窑炉结构的进步，烧成温度的提高等技术进步，它具有胎质吸水性低、透光性好，胎釉结合紧密，釉层具有较强的光泽度，已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标准。

东汉晚期出现的新兴制瓷业，为魏晋南北朝的瓷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

原料

陶器的原料主要是用易熔黏土（经过淘洗或未淘洗的陶土），掺砂或炭末烧制；原料中所含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的成分控制不严，尤其是三氧化二铁的比例较高。 瓷器的原料主要是含熔剂较少的黏土（如高岭土、瓷土），即三氧化二铝含量高，三氧化二铁含量低的黏土，这样烧出的胎质才白。

烧成温度

陶土因含三氧化二铁成分较高，所以烧成温度不能超过摄氏1000度，否则就会造成陶器变形熔融。在1000度以下火候中烧成的陶器，扣之，声音低沉。

瓷土中的三氧化二铁成分较低，三氧化二铝的成分较高，故可承受摄氏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造，这样使得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敲击发出清越的金石之声。

釉质

陶器开始不施釉，后来出现釉陶，由于是低温烧造，所采用的是低温釉或铁质釉，烧造出的成品胎釉结合不够好。 瓷器一般都施釉，釉的品种多，胎釉结合紧密、牢固，釉质厚薄均匀。

在上述几个区别中，制胎原料是最重要的方面，烧成温度和施釉是次于原料的另两个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瓷器生产是基于陶器生产而又高于陶器制造的一个门类。其工艺价值、审美价值都在陶器品类之上（唐三彩、明清紫砂陶等特种工艺陶除外）。

三国时期的瓷器

三国的制瓷业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相继建造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尤其是江南的浙江地区，窑场广布，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南方青瓷瓷器（主要是江南地区）普遍采用龙窑烧造，龙窑具有容积大，热效率高，燃料省，造价低等优点，使当时的瓷器产量、质量都有提高。

瓷器的成型采用了轮制拉坯技术，并辅以拍、印、堆、雕和模制等技术，使器物不仅造型规整而且美观。

瓷器的瓷胎原料都用当地瓷土，胎色呈浅灰色，与东汉晚期相似。

釉料使用石灰釉，釉色呈淡青色，透明度较高，富有光泽。施釉用浸釉法。釉层厚而均匀；烧成温度掌控得当，无流釉或剥落现象。

瓷器的器型在造型和装饰上承袭了汉代特征，常见的器型有碗、盘、洗、碟、钵、盆、罐、耳杯、格、香薰、虎子、水盂、水注、唾壶、盘口壶、鸡头壶、羊形器等，还有房屋、谷仓、灶、鸡笼、狗圈等随葬冥器。

瓷器纹饰较多吸取了汉代陶器、铜器、漆器的图案花纹，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及兽足。

断代提示

三国时期的瓷器罐、壶类等琢器器体不断加高，上腹收小，下腹和底相应扩大，重心向下。碗等圆器都是拉坯成型，胎壁厚薄一致。

三国时期南方青瓷主要窑口

越窑

越窑是浙江境内著名的古代窑址，位于浙江绍兴、上虞等地。自东汉晚期烧制成青瓷，以迄宋朝，一千多年，其青瓷烧造，从未间断。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越瓷类玉……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

越窑自东汉创烧青瓷以来，三国时期主要烧造青瓷，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坚硬细腻，胎呈淡灰色，少数烧成温度不足的，呈淡淡的土黄色。

釉汁：釉色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牢固，极少有流釉或釉层剥落现象。

器型：与前代相比，品种繁多，样式新颖。常见器物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等日用瓷器，以及谯斗、火盆、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碓、磨、米筛等明器。

纹饰：主要是弦纹、水波纹、耳面印叶脉纹、铺首等；拍印、模印、雕刻等传统装饰继续保留；晚期出现了方格网纹，并在器身上堆塑人物、飞鸟、亭阙、走兽、佛像等，装饰逐渐繁复。

瓯窑

瓯窑在浙江温州，自汉代就开始烧造原始青瓷。三国时期烧造青瓷，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呈色较白，白中略带灰色，胎质较粗，坯体没能完全烧结。

釉色：颜色大多淡青，透明度较高，也有少量青黄色和青绿色。

器型：与越窑大致相同。但基本不生产三足洗、狮形烛台、蛙形水盂、格等一类日用器和文具，也基本不生产用于随葬的明器。

纹饰：多为弦纹。

婺州窑

婺州窑位于浙江的金华地区，是浙江境内仅次于越窑的著名古窑。由于其地在隋唐时属于婺州，故名婺州窑。该窑址三国时期烧造的青瓷，具有以下特征：

胎质：普遍呈浅灰色，断面较粗，没有完全烧结。

釉色：一般为淡青色，少许为青灰色或青中泛黄；釉层厚薄不匀，常凝聚成芝麻点状；釉面开冰裂纹，在釉层开裂处和胎釉结合不紧密处，往往有奶白色的结晶体析出（这是婺州窑青瓷特有的一种现象）。

器型：以盘口壶、碗、碟、罐、水盂等日用器物为主，有少量猪圈、鸡笼、水井、谷仓等明器。独具特色的器物是人形五联罐、三圆柱形足水盂。

西晋时期的瓷器

西晋时期的青瓷，较之三国时期的青瓷，在烧造技术上又有了提高：依然使用石灰釉，但已掌握了釉中氧化铁的恰当比例，并基本控制了还原焰的烧成气氛。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的质地比较细腻，胎色较深。

釉色多为青色，色调稳定，而且有透视感。

器型增加很多，除三国时的器型之外，新出了不少器型，如鸡头、羊头、虎头双耳罐，鹰形盘口壶，人形、熊形、兔形水注，辟邪水注，方形或圆形扁壶、三足盘、水盂，盥盆、瓷俑等。

纹饰装饰普遍使用各种印、划或堆贴花纹，通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部划弦纹和压印斜方格网纹、连珠纹、禽兽纹等。器物上还常常堆贴铺首等立体纹饰，常与网纹、连珠纹带结合在一起，使之具有多层次的艺术效果。

断代提示

西晋时期的青瓷，已受到佛教东传的影响，出现了佛造像、忍冬纹等佛教艺术的因子。

西晋时期的主要窑址

越窑

西晋时期的越窑青瓷，较之东汉晚期和三国时期青瓷区别较大。其鉴定特征如下：

胎质：胎骨较以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色或深灰色。

釉色：普遍为青灰色，釉层厚而均匀。

器型：此时的器型矮胖，端庄稳重。品种较多，除日常生活用瓷和文具、卫生用瓷之外，还有许多随葬的明器。主要有盘口壶、扁壶、鸡头壶、尊、罐、洗、盆、格、盒、灯、砚、水盂、唾壶、熏炉、虎子、猪栏、狗圈等。

装饰：器身多以铺首、弦纹、斜方格网纹、连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带为装饰；器足多以刻画细腻的龙头、虎首、熊形来装饰。

瓯窑

胎质：较粗，胎色呈白色。

釉色：青色，色淡，胎釉结合欠佳，常有剥釉现象。

纹饰：较为简单，有弦纹、水波纹。

器型：与同期越窑相同。

婺州窑

西晋前期青瓷类似三国时期的青瓷，西晋后期有较大变化，其特征是：

胎质：用红色黏土作坯料，烧成后的胎呈深紫色或深灰色。

釉面：在胎上使用化妆土，因此釉层滋润柔和，釉色青灰或青中泛黄。其釉面开裂和析晶的情况比以前使用瓷土做胎的瓷器还严重。

器型：主要有盘口壶、罐、盆、碗、碟、簋、水盂、唾壶、虎子等日用器物；明器有谷仓、水井、谯斗、鸡笼、猪圈等。罐壶等肩部近平，上腹向下斜出，下腹向内聚敛，有别于其它瓷窑。

东晋时期的瓷器

东晋时期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青瓷与黑瓷共存，单一的青釉传统被突破。

青瓷在西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造型更加丰富，装饰更加美观。其具有以下特征：青瓷生产开始普及，器型和装饰由繁复趋向简朴，注重经济使用。黑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瓷与黑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在工艺上设法加重铁釉着色，便能烧造成漆黑闪亮的黑瓷。早期的黑瓷呈色多为黑褐色，玻璃质感差，到东晋时期，浙江的德清窑才烧制成功真正的黑瓷。黑瓷的出现，丰富了釉装饰的内容。

东晋时期的主要窑址

越窑

东晋时期初期，与西晋时期的风格相类；东晋中后期，生产有扩大的趋势。其鉴定特征是：

器型：偏重于日常用器，如餐饮具、文具、卫生用瓷，停烧以前曾大量烧造的随葬用明器。新出的器形有莲花尊、牛形灯、圆形格盘等。器形演变由西晋时的矮胖逐渐向高瘦发展，变得更为秀气。

装饰：趋于简便，大多通体光素，仅在肩、颈、口沿等部位装饰一二道弦纹，少数器物上使用水波纹和莲瓣纹。西晋后期出现褐斑装饰，此时盛行。普遍在器物口沿、肩腹部醒目处和盖面上点彩，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优美图案。为以后的釉下彩绘瓷的烧造成功创造了条件。

瓯窑

东晋时期的瓯窑，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其鉴定特征如下：

胎质：胎子细腻，呈白色。

釉色：釉层厚而均匀；釉面大多呈淡青色，部分为青绿色，青黄釉少见；胎釉结合牢固。

器型：以牛形灯、五联罐、褐彩盖罐等器为特色。

纹饰：普遍使用褐彩，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器物口沿及肩腹部加几点褐彩，或者在器物的肩腹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二是绘长条形褐彩，用毛笔绘彩，起笔细，收笔粗；线条的粗细长短视画面大小而定，盖面小条形褐彩就细小，器腹部大，条形褐彩就粗大。

断代提示

用毛笔绘的条褐彩这种装饰手法是瓯窑独有的，为当时其它瓷窑所不见。

婺州窑

胎质：仍沿用西晋后期的红色黏土作坯，胎色较深，多呈深灰色或紫色。

釉色：青黄色或青黄中泛一点褐色，釉面开裂，析出晶体较多。

器型：主要有罐、壶、碗、碟、水盂、鸡头壶等器，不见明器。盘口壶腹部瘦长，肩腹采用柔和的圆弧形廓线，有别于其它瓷窑。

德清窑

德清窑位于浙江德清县的焦山、丁山、戴家山、陈家山等地，是浙江境内最早的黑瓷产地之一。虽然烧造历史很短，从东晋至南朝初年，仅一百多年时间。但由于它的产品青瓷黑瓷覆盖面较广，所以，在历史上仍很有影响。

胎质：多为黑褐色，少数是灰色或白色的。

釉面：青瓷釉色较深，一般呈青绿、豆青或青黄色，釉层均匀，具有较好的光泽。 黑瓷釉层厚，呈黑褐色或黄褐色，佳者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

器型：有碗、碟、盘、钵、盆、耳杯、盏托、罐、盘口壶、鸡头壶、唾壶、虎子、香炉、灯等器物。所产茶盏再配上浅盘形的盏托，成为时尚茶具。直筒形小盖罐和扁圆形的盖盒，也是独具特色的产品。

纹饰：比较简单，通常是在器物的口沿和肩腹部划几道弦纹，或在青釉器上点上几点褐彩。

断代提示

德清窑瓷器造型简朴实用，轮廓线柔和，风格与婺州窑相似，不像越窑瓷器那样挺拔。

南朝瓷器

南朝瓷器在两晋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新风格。

南方瓷业出现了闸钵烧造，青瓷已发展到很成熟阶段：在器形上，品种更加多样化；在器物造型上，趋于高大规整；在装饰上，改变了东晋时期的简单质朴，纹饰繁缛华丽，工艺细致精巧。

南朝主要窑址

越窑

南朝时期的越窑在制瓷工艺上与前期相比，没有多少变化，变化主要是在器型和纹饰方面。

胎质：胎呈灰色，胎壁致密；有少数胎较松，呈土黄色。

釉面：通体施青釉，釉色匀净。

器型：主要有碗、盘、盏、壶、罐、盏托、唾壶、虎子、鸡头壶等器型。其代表性器物是青釉刻花壶，也是南北朝时期所独有的器形。该壶大口、折沿、短颈、圆腹、平地假圈足。肩围置流、柄以及二竖耳——流是短流，略弯；柄是短柄，上立，外翻；耳是复式系耳，双系耳耳孔较大。两侧系耳对称，管状短流与单柄相对。这种单柄壶是隋代注子的前身。

纹饰：前期的褐色点彩依然流行，只是褐点小而密集。装饰纹样主要是刻划莲瓣纹，多为仰覆莲瓣。出现连续卷草花纹，即缠枝花纹；它是以植物的枝干或藤蔓为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或用于填充画面。这种装饰纹样循环往复，婉转流动，节奏鲜明。

断代提示

莲花装饰在南朝青瓷中普遍使用，此期越窑在器物外壁或盘面常常划刻重线仰覆莲，而且最早使用卷草纹（缠枝花纹）。

瓯窑

釉色：普遍偏黄，开冰裂纹，容易脱落。胎釉结合还不如东晋。

器型：与越窑相同。

纹饰：常见弦纹、莲瓣纹和褐彩，其中褐彩使用最为普遍，最有特色，与东晋时期相似。

婺州窑

釉色：普遍呈青黄色，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器型：继承了东晋以来的造型和品种，碗、钵、盏的数量大增，出现盏托。

北朝瓷器

公元六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据考古发现，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中的白瓷可能是最早发现的白瓷），中原地区也出现了本地烧造的白釉瓷器。从此之后，我国制瓷业便形成了两大系统——以浙江上虞一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主要烧造青瓷的南方瓷系；以中原（河南、河北、陕西）一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主要烧造白瓷的北方瓷系。

北方出现馒头窑，窑温明显提高，烧制出的瓷器更坚硬。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型窑具，例如高大粗壮的各种垫具，坯件叠烧时用的各种间隔具，等等。

北朝瓷器全属于日常使用器物，如碗、盘、杯、缸、壶、瓶、盒等，很少陈设器和明器。生产的白瓷、青瓷、黑瓷都以素面为主，很少有纹饰。纹饰装饰主要是莲瓣纹、弦纹、划纹。

北朝时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还处于初期阶段的烧制水平：胎质较疏松，胎骨厚重，釉色青灰，挂釉不到底，易于剥落。

北朝时期的早期白瓷，胎料经过淘炼，比较细白，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厚处呈青色。由此可见白瓷脱胎青瓷的渊源关系。器型有碗、杯、长颈瓶、三系罐、四系罐等。

北朝北齐时期，已能烧造成熟的黑瓷，改变了南方黑瓷独盛的局面。其胎骨比较坚硬细薄，有的釉色漆黑光亮，釉质均匀；有的釉层较厚，器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茶褐色。器型有碗，四系缸、罐。

北朝主要窑址——寨里窑

斋里窑位于山东淄博市城东，其时代为北齐，是目前所发现的南北朝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

胎质：胎骨一般较薄，胎质粗糙，胎色灰白，火候较高（可能是用馒头窑烧制）。

釉色：深浅不一，有带青褐色，有带青黄色；釉面厚薄不匀，多黑色斑点；胎釉结合不紧密，有剥釉现象。后期采用二次上釉法，釉层加厚，明亮光泽。

器型：多为碗、盘、缸，其中直壁平底足碗数量最多。

纹饰：多为刻划的莲瓣纹和同心圆纹。

底足：多挖成内凹形。由于用三足支钉叠装焙烧，烧好的器物内底面留下难看的疤痕。

南北两大瓷系的产品特点

南方瓷系

1造型比较秀气，胎质颗粒较细，胎色瓦灰，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空隙度小，胎中黑少。

2瓷器胎料中的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硅的含量较北方为高；三氧化二铝和二氧化钛的含量都较北方瓷系为低。

3釉层青绿发翠，有的带暗黄色，有半木光。

4瓷器烧成温度较低，一般在摄氏1200度左右。

北方瓷系

1造型比较新颖，器体高大粗犷；胎体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2瓷器胎料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达32%；二氧化钛的含量也高，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较南方为低。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瓷器的偏深一些。

3釉层较薄，玻璃质强，颜色灰中泛黄。

4瓷器烧成温度高，多在摄氏1200度~1300度。

隋唐五代时期的瓷器鉴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的空前发展，为隋唐时期的瓷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又为隋唐瓷业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南北朝时期所产生出的南北两大瓷系，在隋唐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下，双方有加快交流和交融的趋势，但它们毕竟是数百年对立时期的产物，难以在短时期内消弥两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相对而立，自成体系，形成了唐代瓷业布局的“南青北白”的显著特征。

在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瓷器的审美情趣是以类玉为上，这不仅是受限于瓷器生产的时代条件，也是社会上层和文人的审美取向的必然结果。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就大量用瓷器与玉器进行类比，明确表露了他们对单色瓷器的审美取向。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古人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观念的延续和发展。“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礼记·聘义》孔子云）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诗经·秦风·小戎》）。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历代君王和士大夫，然后成为社会的共识。在社会整体接受了以玉为宝贵的观念的大环境下，将玉的概念自然地引申到瓷器制作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的玉，便成为唐五代瓷器品质高低的评判标准。

隋代主要窑址

贾壁村窑

窑址位于河北磁县峰峰矿区之西的贾壁村，是北方有代表性的青瓷窑场。

胎质：分为两类，一类胎质细腻，颜色灰白，瓷化良好；一类胎质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

釉质：胎质细腻者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显著；胎质较粗者胎面施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内外施釉，外部釉不及底。

器型：器物一般胎体厚重，形体较大而不变形。器物成型主要是轮制，少数附件如砚足、罐系、把柄等是用模印、手捏而成。器物有碗、钵、高足盘、壶、罐、盂、砚等，其中以碗、钵、高足盘为最多。由于叠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迹。

纹饰：素面器为主，有的钵内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

3、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是我国规模最大，“国宝”珍藏密度最高的两所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设有展厅48个，馆藏文物达到100万件，时空跨越了原始社会到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是我国馆藏文物最丰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我们历史课本中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四羊方尊、后母戊大方鼎在这里都能找到。

下面且听土鳖君盘一盘那些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的“国家宝藏”。为了方便起见，土鳖君就逐朝代列举一件“稀世珍宝”。

新石器•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玉龙于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土，材料质地为岫玉，是新石器时期玉饰的代表文物之一。

此龙，通体墨绿色，体卷曲如“C”字，直径2.3～2.9厘米。玉龙头部较短，吻部向前伸，略有上噘，颈部有一撮长毛，略微上弯，显得鬣鬃飞扬，威风凛凛。据专家考证，此龙应该是祭祀的礼器，是我国“龙图腾”崇拜的起源之一，因此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新石器•仰韶文化•鹰陶鼎

鹰陶鼎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为新石器后期陶制祭祀礼器。

此鼎，高35.8cm、口径23.3cm、最大腹径32cm，以一只伫立的老鹰为造型，鹰目圆睁，鹰鼻弯曲锐利，鹰体肌肉丰满有力，看上去威风凛凛。但工匠巧妙的将鼎口设置在伫鹰的两羽之间，好似背负着一口大锅，看起来凶萌凶萌的。

此鹰由太平庄农民殷思义从地里挖出，做了一年鸡食盆后，上缴在附近考古的北京大学历史系。

夏•齐家文化•重轮星芒纹铜镜

重轮星芒纹铜镜于1975年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属于夏晚期青铜器。

此铜镜直径仅有6cm，桥纽为椭圆形，背面纹路由三角形和直线组成，形似“叶脉”，据考证可能与当时的太阳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齐家镜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铜镜，是我国由石器时代转入青铜时代的标志之一，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镜”。

商••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于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属于商晚期青铜礼器。

此尊边长52.4cm，高58.3cm，重量34.5kg，长颈圈足，饰有夔龙纹、蕉叶纹和兽纹。最为精美的是尊的四角各装一只惟妙惟肖的羊头，羊头中间还有一只活灵活现的角龙。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此尊出土后曾摆放于时任国府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的书桌上，在长沙会战转移途中被日军炸成20多块，建国后经1年的修复才得以复原。

商••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于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殷墟遗址出土，属于商晚期青铜祭器。

此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折沿，方腹四足，以鱼纹、云雷纹、饕餮纹、凸弦纹、蝉纹为主要装饰纹。鼎腹之中刻有“后母戊”三字，笔画细致清晰，圆润饱满。

此鼎高大雄壮，威武挺拔，是我国最重的青铜器，是绝对的“国之重器”。

此鼎出土后，曾因担心被日军所掳旋即被埋入地下。抗战胜利后运送南京中央博物院。新中国成立10年之后被国博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于1849年在陕西郿县礼村出土，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

此鼎是周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做，同时出土大、小二盂，小盂鼎在出土以后已经遗失。

大盂鼎高101.9cm，口径77.8cm，重153.5kg。铭字291个，以纪念盂受周康王训诰之事。此鼎圆腹三足，以云雷纹为底，以饕餮纹为饰，样式古拙，端庄。腹内铭文笔画苍劲周正，开中国书法之先河。

大盂鼎出土之后先后被左宗棠、潘祖荫等名人收藏，新中国成立后由潘氏后人捐献给国家。

大盂鼎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毛公鼎，联袂为“海内三宝”。

另外，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的著名先秦国宝还有商妇好鸮尊，商人面鼎、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龙虎纹青铜尊、东周王子午鼎等等，由于篇幅关系土鳖君就不一一展示了。

秦•阳陵虎符

阳陵虎符，相传是在山东省枣庄市出土，抗战时期由郭沫若在重庆市古玩市场地摊上发现，是秦朝颁发给阳陵驻军将领的调兵信物。

此符长8.9cm，宽2.1cm，高3.4cm，呈卧虎型，可一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12个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这枚符的左半在阳陵军中，右半在天子手中，左右合并才能调兵遣将。

值得一提的是，阳陵虎符是目前发现的秦虎符中唯一一枚“右在皇帝”的节符，可以推测出此符为始皇帝一统六合之后分发的兵符，对研究秦朝军事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中山怀王金缕玉衣

中山怀王金缕玉衣，于1973年在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为西汉玉质冥衣。

该玉衣长182cm，由1203片玉片和2567g金丝连缀而成，共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后片、袖筒、手套、裤筒和脚套等部分，为典型的西汉风格玉柙。

金缕玉衣大约出现于文景时期，是两汉时期最高级别的殓服，只有王以上的贵族才被允许使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玉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缕玉衣。

西汉•鎏金熊形铜镇

鎏金熊形铜镇，于1926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土，是西汉时期铜鎏金生活器。

在魏晋之前，人们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将席角折卷，一般会将席镇压于坐席四角。汉朝的席镇多以铜铁为材质，以虎、熊、龟、蛇等动物为题材制作。

此镇为西汉兽镇，高5.2cm，黄铜材质，表面鎏金，工匠将其做成憨态可掬的吉熊蹲踞式样，圆滚可爱，在实用的同时又给家里带来了些许的活泼之气。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击鼓说唱陶俑，于1957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东汉陪葬明器。

此俑，高56cm，泥质灰陶材质，为头戴帻巾，怀抱扁鼓的俳优正在引吭高歌的形象。

喜观陶俑您会发现，艺人的表演似乎进入高潮阶段，他单腿蹲在地上，右腿弹出，眯缝着双眼，额头上因开怀大笑而挤压出数道皱纹，神采飞扬，活灵活现，引人共鸣。其制作匠人技艺之高，手段之妙，可称为“汉代第一俑”。

三国•吴•青瓷羊形烛台

青瓷羊形烛台，于1958年在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出土，为孙吴青瓷生活器。

此台，长30.5cm，高25cm，为一只昂首张口的跪羊造型。仔细观察您会发现，羊字通“祥”，古人多用羊作为家居装饰物，以示吉祥如意。此羊为太湖流域的湖羊，身躯肥壮，背毛丰茂，双耳紧贴头顶，显得形态温驯安详，为不可多得的东吴瓷塑精品。

西晋•吕氏砖

吕氏砖，传为1918年前后在安徽省凤台西北乡顾家桥出土。该砖呈长方形，长34.8cm，宽17.3cm，高5.8cm。正面阴刻章草书法“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祚十四年事，泰岁在丙戌。”

据清末金石家邹安考证，吕氏为陈留郡守，此砖为吕氏为其妻所造墓庐的铭砖。

章草为隶书的草写，为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书法飘逸流畅，颇有陆机《平复帖》的风采。

北朝·马首鹿角金步摇

马首鹿角金步摇，198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金质女性头饰。

此步摇以金为主要材质，松石、珍珠为点缀装饰之物，高16.3cm，重70g，基座是一个马首的造型，基座往上分出鹿角型枝杈，枝杈的末端则是金质的叶片。

步摇，是我国最传统的女性头饰，起源于西汉，流行至当今。其因插于发髻之上，随步伐而摇动而得名。汉族女性的步摇多以“龙、凤、鹤、云”等祥瑞为主要造型题材，而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步摇则多以“马、羊、鹿”等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造型题材。

隋·赵州桥石板栏

赵州桥石板栏，于1953年修复赵州桥时在洨河河床中出土，为隋文帝时期石质建材。

此板，长212cm，宽84.5cm，两面雕龙为饰。前面双龙前爪互推，回首望尾，做呼之欲出之状，活灵活现，灵动异常，背面两龙石板四爪撑地，龙身相互绞缠。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又名安济桥。隋文帝开皇末年，有工匠李春建成。全桥只有一个跨度为37.037m的大拱，是世界现存最古的大型敞肩石拱桥。曾入选过《小学语文课本》，被称作“人在苍龙背上行”。

唐·绞胎釉陶狩猎骑马俑

绞胎釉陶狩猎骑马俑，于1972年在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为唐太宗时期陶制明器。

此俑高37cm，长27cm，唯一鹰奴持苍狩猎的造型。绞胎是一种唐朝才出现的制陶工艺，是将两种颜色不一样的黏土混合搅拌在一起的工艺，因而绞胎陶器有种绚丽的大理石纹理。由于工艺复杂，绞胎工艺很少用于陪葬的陶俑上，此尊狩猎骑马俑是皇室出品，是不可多得绞胎陶俑精品。

五代·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身世颇为传奇，他于1994年5月被盗自河北省曲阳县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中。2000年这块镇墓石刻流落到纽约的文物拍卖会上，后经多方交涉，才得以返回祖国。

此石刻，高113.5cm 宽58cm 厚11.7cm，为一持剑穿甲武士造型，他头顶祥鸟，足踏卧兽，神态庄严，衣袂飘扬，威风凛凛，为五代石刻中的精品。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传世品，宋徽宗时期宫廷瓷质陈设器。

此盆，高14.4cm，最大口径24.5cm，盆内为青釉，盆表为玫瑰紫釉，为四瓣海棠花造型，是北宋宫廷所用。

钧瓷，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宋徽宗之后的历代帝王将钧瓷钦定为御用瓷，只准皇家使用，只准皇家所有，民间不能私藏。远在在宋朝时期就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之盛誉，是我国瓷器中珍品中的珍品。

南宋·文天祥《谢昌元座右辞卷》

《谢昌元座右辞卷》，传世品，南宋晚期草书书法作品。

该卷，宽36.7cm，长335.7cm。共71行596字，钤“文天祥氏”朱文印。在书卷的卷首有乾隆帝行书“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铭”题签以及钤有“内府鉴藏”、 “神品”、“乾隆宸翰”印鉴。卷后有元蒋岩、明万韫辉、郝智、廖驹、程启充所书的跋文以及谢源小楷书谢昌元《行实》。

文天祥，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这篇《辞卷》，笔势疾迅，瘦劲中带有清秀，豪迈中又暗含俊逸，既有书生之骨气，又有文人之尔雅，是草书中的珍品之作。

元·延佑三年铜壶滴漏

延佑三年铜壶滴漏，传世品，为元仁宗时期铜制计时工具。

此漏，通告264.4cm，由日、月、星三壶和受水壶组成。四壶由上至下一次安放，壶中之水按照恒定的匀速依次滴下，最下面的手水壶中安置一个带有浮舟和刻度尺的木板，随着壶中的水位变化，可以读出石刻。

铜壶滴漏一般为单只壶漏，罕有复式形制，此漏为我国发现的历史最久远的复式铜漏，在是我国古代授时科技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于1957年10月20日出土于明定陵，为明万历年间皇后参加重要场合佩戴的大礼帽。

此冠，总高48.5cm，冠径23.7cm，重2.32千克，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等传统技艺，共镶嵌红宝石、珍珠5000多颗。凤冠的主体由髹漆细竹丝扎成，面料为丝帛，前部饰有九条五爪金龙，龙的下有和冠后部共有九只点翠飞凤。龙凤口中各衔着珠滴，随步伐的移动左右摇晃，起到步摇的作用。冠上还饰有点翠如意云片，红蓝宝石、珍珠做成的博鬓、璎珞、珠钿等饰物，看上去金翠辉映，富丽堂皇，精美庄重。

清·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

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传世品，为乾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瓷质装饰品。

此尊，高31.3cm，口径25.1cm。敞口、鼓腹、圈足，颈部有白色燕耳。尊体为霁青釉，其蓝宛如深海，璨若蓝宝石，深沉古雅，稳重内敛。尊身上用金彩绘出蕉叶、缠枝莲等纹饰，下部用粉彩绘出荷花、莲蓬和连珠，让瓷尊看上去富丽堂皇又不落入俗气。霁蓝釉代表着“海”，燕耳谐音“晏”，荷花纹谐音“河”，绿色的莲蓬代表着“青”，有着“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美好寓意。

民国·《溥仪退位诏书》

《溥仪退位诏书》，传世品，为清朝末年文档。

此诏，为1912年2月12日，由时年六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颁，由清末著名状元郎、政治家、书法家、民族实业家张謇所拟，诏书的主旨主要有三点：1.变国体，由封建制改为共和立宪制；2.交政权，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权；3.变国民，由大清帝国变为中华民国。此招的颁布，宣布了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正式灭亡，中国正式走向共和。

当代·《开国大典》油画

《开国大典》油画，传世品，为当代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大尺寸油画作品。

此画，长4.05m，宽2.3m，共有11位领导人入画，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红旗与蓝天、白云、绿树和鲜花形成强烈对比，画面热烈而明快；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描绘，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完美的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经典历史时刻。此画由时年37岁的董希文根据影像资料，历时1年绘制完成首稿， 后来经历了3次修改后才变成最终的展出版本。

4、古人为何睡又冷又硬的枕头？

元 影青釉透雕人物纹瓷枕

异彩纷呈的“枕头”发展史“枕头”一词竟是曹操发明？

“枕头”一词到底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呢？这个故事还要从三国曹操谈起。相传一天夜里，曹操在中军帐中挑灯夜读，到三更时分犯困，身旁的书童请其上床休息，床上的几本木匣兵书一时也没地方存放，书童就将其平摆在床的一头。

宋 人物故事纹长枕

曹操太困，稀里糊涂地将头枕在木匣上就睡了，而且睡得很香。书童见此情况便依兵书木匣的形状，用软物制作出了一种垫头用具呈给曹操，曹操问此物何名，书童只答垫头之卧具，曹操便将此种物件命名为“枕头”。

唐 磁州窑麒麟送子纹瓷枕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枕，卧所荐首者。从木。”由此可见，最初或最常见的当是木质的。

五彩龙凤纹戏曲瓷枕

据考古学家的考证，汉代以前，虽有铜枕、玉枕，但枕头多为竹、木所制；西汉出现了漆枕和丝织枕头，甚至用天然香草做枕芯；到了唐宋时期，瓷枕最为盛行；明清以后，纺织印染业发达，枕头遂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万历 五彩人物纹瓷枕

今天的枕头样式则更为丰富多彩，化纤枕、海绵枕、羽绒枕、橡胶枕，乃至水枕、气枕，不一而足。

唐三彩莲花手脉枕唐三彩莲花手脉枕

千姿百态的古枕之美古人“睡”出的一门艺术！

在古人眼中睡觉也是件大事儿，虽然没有现代人那样舒服，不过比现代人舒心，在一些细节上的讲究更是叫现代人惊叹！我国古代枕头种类丰富，按材质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木枕

清 木枕、竹枕

枕中贵重之品，在古代是黄杨木枕，黄杨生长期长，取材不易，历来视为高级木料，《酉阳杂俎》卷十八就提到：“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为枕不裂”。以黄杨木枕馈赠亲友，可以说是上乘礼物。

清 黄花梨木枕

2、藤枕

用藤萝之条编制而成，做工极为精简，是古代人夏季使用之物。吕舸《藤枕》诗曰“藤枕消闲处，炎风一夜凉”。

3、瓷枕：

青花五彩博古纹元宝形瓷枕

把瓷器制成枕头状，其形色多种多样，造型奇异，富有艺术性。

青花五彩博古纹元宝形瓷枕

4、玉石枕

石枕

古人视玉枕为珍宝，用此物自然也显示其富贵荣华。而用石料做成的枕头，大多使用于夏季，与竹席配伍，为乘凉之物。王安石《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一诗，就对石枕竹席并相讴之。诗云：“端溪琢枕绿玉色，蕲水织簟黄金文。翰林所宝此两物，笑视金玉如浮云”。

龙头玉枕

玉刻鱼纹花插及儿童枕

汉 鎏金铜架玉枕

水晶枕

5、药枕

清末 黄花梨药枕

它把医药和日常起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药物和睡眠的互导作用来达到保健疗病的目的。早在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就开始运用保健药枕防病治病，在治疗头颈痛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每个人都有做噩梦的时候，按照《物类相感志》的说法，可以取一块麝香放到枕头中，便可让噩梦远离。

按造型，大致分一下几类：

1、长方形枕

元•白釉褐彩人物纹长方形枕•磁县岳城水库工地出土

这是瓷枕最基本的造型，因而贯穿始终，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出其他新的造型。

元•白釉黑彩山水人物图长方形枕•磁县上潘汪庄出土

2、银锭形枕

宋 三彩银锭枕

如银锭状，特点是枕面下凹，两边上翘，底面平坦。

3、椭圆形枕

宋代常见的造型，可能是从唐、五代圆角长方形枕演变而来。

4、腰圆形枕

宋•白釉剔缠枝花花卉纹腰圆形枕

宋代典型造型之一，流行于北宋与金代。一般枕前面中间内敛。

金•白釉褐彩戳印鹿纹腰圆形枕•井陉县柿庄金墓出土

清乾隆款描金珐琅西洋人物山水纹瓷枕

清晚期 粉彩花卉纹瓷枕

5、多角形枕

宋•白釉黑彩孩儿鞠球纹枕•邢台市出土

包括六角、八角形，其中以八角形枕最为常见，有规则对称的，也有不规则形的。

6、如意头形枕

金•白釉戳印双鹿纹如意形枕•井陉县柿庄金墓出土

枕面像如意头形状。蕴含了古人万事如意的美好祝愿。

金•白釉黑彩松鸟纹如意枕

金•绿釉诗文如意形枕•磁县彭城窑址出土

7、人物枕

定窑白瓷孩儿枕

分孩儿枕与卧女枕两种。著名的孩儿枕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与镇江市博物馆藏的影青雕塑孩儿枕。前者为一小儿伏卧于榻上，以小儿背作枕面；后者为一小儿高枕侧卧一榻上，双手持一荷叶茎，荷叶略为下卷作枕面。

孩儿枕

清 彩塑美人枕

清 湖田窑婴睡荷叶枕

明或更早 磁州窑红绿彩童子枕

定窑婴戏枕

清 湖田窑婴睡荷叶枕

8、动物枕

金 磁州窑虎枕

古人认为当睡觉时，很容易被邪魅所惑，所以把枕头加入虎、豹、狮等图腾，可以保护睡眠。例如唐代韦庶人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嫁妆里就有豹头枕，用来辟邪，另有白泽枕，用来辟魅。至于龙头枕，则属于皇室的特权。

金 白地黑褐彩双鸭纹虎形枕

瓷枕——古人床头心爱之物一枕清凉入梦来

历代，瓷枕应用最为广泛，它融造型、绘画、诗文、雕刻、色彩为一体，无疑是多元艺术综合的艺术品。

用彩釉绘成精美的图画或题诗于上的瓷枕，始烧于隋代，流行于唐代之后。发展至宋代，器形较前代有所增大，装饰技法也突飞猛进，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瓷枕造型优美，种类繁多，包括几何形枕、兽型枕、建筑形枕、人物形枕等。老虎，狮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意向，常被应用在瓷枕制作上，如今出土的瓷枕，可看到较多的虎枕。

宋朝是瓷枕的巅峰时期，许多著名瓷窑都曾烧制过精美的瓷枕，各地瓷枕在工艺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也各有特色。宋朝瓷枕的色调和质感，给人以自然恬静、雅致高洁的艺术感召力。

有人认为，瓷枕，硬邦邦的，和现在软绵绵的枕头比起来一定枕着不舒服，其实不然，瓷枕的魅力不只是好看而已！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如此安逸的情景，叫人向往，词中清凉的“玉枕”指的就是古枕中的瓷枕。乾隆皇帝也曾在自己的瓷枕上题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可见，上至皇室贵胄下至普通百姓，清凉沁肤的瓷枕都是心头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里也讲道：“久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可见瓷枕具有养生功能。所以说瓷枕能够坚持1500年至今受用不断，也并非毫无依据！

更多出土名古枕欣赏：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晚唐五代•白釉刻花双蝶纹枕•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金•黄褐釉芦雁图虎形枕

金•黄三彩虎形枕

金•白釉黑彩蜻蜓点水纹枕•邢台市曹演庄出土

金•白釉黑彩喜鹊登枝纹枕•磁县出土

宋•白釉黑彩孩儿垂钓纹枕•邢台市出土

金•白釉黑彩芦苇仙鹤纹枕

元•白釉黑彩山水人物图椭圆形枕

元•绿釉刻花墙纹枕

金•白釉戳印花草纹银锭形枕•井陉县柿庄金墓出土

5、为何中国古代建筑？

❖ 这些小兽是什么？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屋脊上安放的兽形的装饰瓦件。根据安放的位置不同，脊兽有不同的名称。正脊两端安放的为吻兽或望兽，垂脊上安放的为垂兽，戗脊上安放的为戗兽，围脊处安放合角兽，仔角粱端头安放套兽，另在屋脊边缘处（“兽前”）安放仙人走兽。

具体来说，垂兽和戗兽前段脊身上的走兽，称为“小兽”、“小跑”、“蹲兽”等，其排列方式是以仙人领头，其后为：龙 、 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十个个。除北京紫禁城太和殿用满十个外，其他建筑最多只能用足九个。

❖ 这些小兽几千年来一直蹲坐在屋瓦之上吗？

——这些兽型题材瓦饰不是一开始就以此形象出现在中国建筑的屋顶上的。

瓦饰的起源约于东周春战时期，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 中国建筑屋顶上的脊饰造型，在先秦到南北朝时期，大致有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 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

易县燕下都遗址则出土有一种更加独特的飞鸟形屋面瓦饰。这种鸟形装饰与雍城鸟形瓦钉钉帽同属一种题材，可能代表了早期建筑瓦饰对于屋面停留飞鸟这一现实景观的直接模拟。

西汉早期已出现了以兽形为主题的瓦饰，十分接近唐宋以后的瓦饰题材。 汉景帝阳陵南阀门遗址出土的一件残瓦兽，瞠目吐舌、髭毛飞动，已深具晚近脊兽风貌。 湖北沙市徐家台出土的脊兽，保存完整，“兽蹲立在筒瓦的脊背上，前腿直立，后腿蹲坐，作昂首注视远方的姿态，身刻鳞形纹，脊作鳍状纹，头作独角形，带有疏朗发纹数道”，筒瓦内侧刻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纪年文字。（丁安民《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可见西汉宫室应已普遍使用脊兽，但尚不能判断是否如后世脊兽那样置于悬山的垂脊或庑殿、歇山的戗脊，且存世量极为稀少。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 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河北邺城遗址发现有十六国时期的此类脊头瓦饰，系在一件制好的脊头瓦上模印出三个瓦当图形，可见当时仍延续着汉代风尚。 这种脊头瓦的“三当叠起”纹样在南北朝时转变为大型兽面，如北魏洛阳城宗正寺出土的兽面脊头瓦，作龇牙瞠目的狮子造型，与当时石窟寺、造像龛中所见护法狮子形象颇似，显然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北魏洛阳此类瓦饰整体装饰风格尚简约朴素，至北朝后期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北齐兽面脊头瓦，则愈发凹凸有致、细节丰富，已进入了更加发达的阶段。

这种兽面脊头瓦的使用实际形象，可以在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墓门上方的建筑壁画中见到。

北魏洛阳城还出土了一种钉帽瓦饰，为菱形开四个方孔，与中山国瓦件实物、桑庄汉墓陶楼所见叶片形钉帽具有明显传承关系。这种叶片形钉帽可能代表了战国至南北朝一千年间北方瓦饰的主流造型。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一些北魏屋形皇正脊、角脊上同样雕有此类瓦件。九原岗北朝墓建筑壁画上，也能看到其屋脊筒瓦上插有颇似金属制作的叶片形构件，大约与北魏洛阳所出钉帽属于同类，帽、钉一体，直接插入瓦中，可以防止瓦件滑移。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从河南博物院藏隋代陶屋来看，其可施用于正脊、垂脊、戗脊端头。兽面脊头瓦瓦面周圈多有源自西域的联珠纹，兽面则更加突出双角的形象。唐代兽面脊头瓦相对于北朝的“浮雕”更加表现出“圆雕”的特点，乃是宋代以后“垂兽”的先声。晚唐文宗时，“以四方舆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为建筑的形制赋予了等级限制，其中有关脊兽的内容是：“常参官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新唐书·典服志》)。

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 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魏洛阳出土的“宁憋石室”也有这种做法，其造型意匠与襄阳出土的三国陶楼一样，追求屋盖上扬、“如翚斯飞”的意象。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营造法式》中有“滴当火珠坐于华头筒瓦滴当钉之上”，即指此物。而在北宋时期，“仙人走兽”也正式出现于戗脊、垂脊上（《营造法式》）:

“其殿阁于合脊筒瓦上施走兽者，其走兽有九品:一日行龙，二日飞凤，三日行师，四日天马，五日海马，六日飞鱼，七日牙鱼，八日狻狮，九日獬豸，相间用之。每隔三瓦或五瓦安兽一枚。其兽之长随所用筒瓦，谓如用一尺六寸筒瓦，即兽长一尺六寸之类。”

可知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莫高窟西夏壁画上“仙人走兽”的形象，说明10世纪以后汉文化圈内使用此类瓦件已成为通行的做法。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 出高度程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 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成为了今天我们常见的“仙人走兽”式样。

（细节可参考于志飞、王紫薇《麟角峥嵘数脊兽》文）

❖ 这些小兽的作用？

“诚实的来装饰一个结构部分，而不肯勉强地来掩饰一个结构枢纽或关节，是中国建筑的最长之处。”

这是林徽因先生写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的一句话。很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代建筑先结构后装饰，先实用后美观，并且以结构与美观并重为装饰追求的特点。这一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历代工匠，乃至整个东亚建筑体系的营造和设计。 所以，跨越东周到明清，细看屋顶脊兽的整个发展和演变历程，这些小兽的原型，其实就是一个“钉帽”。

我国古建屋顶是有坡度的斜面，一般都用瓦片铺就，整个屋顶的重量有很大一部分压在最底下的瓦片上面，当遇到风灾或者大雨时，就可能导致瓦片脱落，破坏建筑结构乃至伤及行人。所以在屋顶的檐前筒瓦和垂脊端前筒瓦的后端一般都留有瓦钉孔。在檐前和垂脊安装筒瓦时，将瓦钉透过筒瓦孔插入下面的苫泥中，起到固定筒瓦的作用，以防止整垄筒瓦下滑。为了防止各斜脊瓦件的下滑，使用了钉子把它们钉到大木结构上，又为避免钉孔漏雨，以及铁质的瓦钉生锈，便加盖钉帽，而后古代匠师巧妙地把钉帽加以美化，就形成了各斜向屋脊的脊兽。

固定和封护是“仙人走兽”最原始的结构作用。

“起翘” “飞檐”

先秦两汉为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构架体系初步定型时期，这一时期的脊饰类型质朴多样、不拘一格，尚未确立统一规制。南北朝以后至隋唐时期，脊饰配合木构架屋面日趋追求的檐牙高啄造型，极力以在屋脊末端造就飞扬之势为目的，其类型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日趋同一化，并最终在北宋形成制度。从双翼高举的飞鸟型瓦饰，夸张高翘的弧面叶片形瓦饰到“三当叠起”，再到敦煌莫高窟建筑壁画表现出的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做法形成的锯齿形构造。可以说“仙人走兽”的出现和随屋檐翘起的规整排列应该是屋角梁架结构不足以真正翘起时，通过瓦件凸起，对飞檐的一种营造；屋角梁架结构真正翘起后，对飞檐的强化和夸张。

但是随着明清木构内在体系的转变，飞扬如羽翼的屋盖在这一时期逐渐缩小，正脊两端原有的柔美“生起”趋向平直，脊饰遂由张力十足变得质朴方正，亦步亦趋于建筑整体气氛。 “仙人走兽”的出现和营造“飞檐”有极大的渊源。

装饰

脊兽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似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这些小兽排列有序，组织匀称，井然和谐。同时跑兽原作静态蹲状，稳扎于屋脊之上，但起翘的飞檐使其化静为动 ,视觉上给人以“动感”的效果。

象征、标示

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其使用数量多寡对应着建筑等级的高低。 以紫禁城前三殿、后三宫为例，前三殿中，太和殿十一种全部使用，保和殿减为十种，中和殿减为八种；后三宫中，乾清宫十种，交泰殿、坤宁宫皆为八种。紫禁城东南的太庙，正殿为十种，正殿院门则为八种，殿围墙随墙门则仅用仙人一种。

小兽皆为瑞兽，其神话动物题材的形象安排有宅主人“兽镇神护”，兴雨厌火的祈愿之意。

十种瑞兽从性质上实际分为三种：

标示等级：龙、凤代表至高无上的尊贵，是皇权权威和仁义柔民的象征。

辟邪祈愿：狮子、狻猊、獬豸皆是镇灾降恶的、辨奸辟邪的神兽。

厌火：斗牛、押鱼、海马、天马、行什作用相同，皆为镇水神兽。

大约从元代开始，道教思想开始大量在建筑中表现出来。对“仙人走兽”的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脊兽与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系，古建多为木质，取水克火之说以厌火。同时体现了某种“天人合一”的意志。中国古代建筑将脊兽这种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体的组合安设在其屋顶之上，使建筑物充满了生机，是人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补充和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一种祈求与寄托。这些瑞兽像是一种符号，就像我们平时戴貔貅挂件作为护身符，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古建屋脊上的小兽，是一个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由结构而装饰，由装饰而象征，在造型上吸收了很多宗教色彩的建筑构件，独具东亚建筑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