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瓷器鉴定技巧（河西走廊有多重要）

1、西夏瓷器鉴定技巧，河西走廊有多重要？

河西走廊有多重要？对中国有何影响？难怪汉武帝千方百计地要占领

从地图上看，甘肃省形状犹如一支如意，横卧在中国西部版图上，它南有祁连山、阿尔金山，北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群山夹峙形成了一条地理大通道，这条通道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由于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简称河西、雍凉。同时因大部分地区处甘肃省，故又称“甘肃走廊”。

再来分析一下地理地形，河西走廊地形平坦，起伏不大，地形地貌丰富，除了海洋，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可以在这条走廊上呈现，荒芜的沙漠（敦煌鸣沙山）、盎然的湿地（张掖湿地）、广阔的草原（祁连大草原）、巍峨的雪山（祁连山）、七彩的丹霞（张掖七彩丹霞），当然还有一大波人文景观（武威马踏飞燕、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关城），这样看旅游资源相当不错。

照理说，河西走廊的气候干旱，年降水量还不足200毫米，很难形成这种奇特的荒漠绿洲景象，但有祁连山冰雪融化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着这片土地，形成片片绿洲，加之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这样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物质积累,尤其是瓜果糖份的积累。

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甘肃最重要的灌溉农业区，目前也是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同时因地形影响易形成狭管效应，风力较大，人送称号“风电走廊”。

除了农业、旅游等资源，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油气储量，区内就有玉门石油、山丹煤田、九条岭煤矿、金昌镍矿及镜铁山铁矿等多处大型矿点，其中金昌镍和铂族金属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5%和90%以上。

总的来说，河西走廊是个拥有丰富物产的“聚宝盆”，那河西走廊之于中国，仅有物产资源的价值么，这样想就简单了。结合地图来看，河西走廊南北沟通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实际上它是一个贯通东西、带动南北两翼的交通要道，可以说这样特殊的战略位置，决定了中原王朝国运的兴衰，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说到历史，那咱们就去到它的历史中瞧瞧。

历史上最早的河西走廊是吐火罗人、月氏和汉藏羌等民族的聚居地，之后分别建立起于阗、龟兹、鄯善及焉耆等国。秦末大乱，月氏实力强大，便控制了河西走廊西部，秦汉交际时，匈奴大败月氏，并杀其王据此地，逼迫月氏部落西迁，还不断到中原掠夺，直接威胁到中国北部的统治。

汉朝初年，刘邦扫平天下，带军亲征，迎击匈奴，岂料被围困于白登山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匈奴，为了实现彻底的王霸之业，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拉军事同盟，张骞一去就是十三年，虽未能把月氏拉拢过来，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开启了汉帝国对西域的地理大发现。这事一看就要和霍去病靠近了。

之后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直接打通了大汉与西域的通道，使整个河西纳入西汉版图，这是河西走廊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同时还有一位与霍去病并称为“帝国双壁”的西域开拓者：卫青，为了致敬两位英雄，在他们的故乡临汾雕刻了卫青、霍去病大型雕塑。而另一边的匈奴则哀叹“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为了更好管控，汉武帝设立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四郡。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威武，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与军威到达河西。同时还设立了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要塞。瞧瞧这河西走廊的地名，每一个都那么古韵悠然，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此后，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一直是扼控着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顾祖禹说过“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从中原出发便可以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河西走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同时来自各方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河西走廊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条黄金通道，这里注定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丝绸之路给中国的中原王朝带来不仅仅是贸易品，更重要的是它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是中国同外国沟通的桥梁，背后正是河西走廊起到的关键作用。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更迭，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屯田戍边的汉帝国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你对河西走廊又是何印象呢？欢迎留言评论。

2、澶渊之盟到底何为有用？

澶渊之盟虽然被美化成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和交流，但说到底，这个盟约对宋国来说是有些屈辱的。宋朝以“岁币”的形式，买来了和平，而并不是双方在对等的条件下展开贸易和交流。

早在五代时期，后汉、后周就和辽国互相遣使往来。等到柴荣开始攻打辽国时，双方往来中断。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因为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对辽方采取了守势。而辽国此时在燕京镇守的大将萧思温，不是将帅之才，没有谋划南侵的行为。

在宋太祖时期，双方基本保持了不战不和、亦战亦和的状态，双方都保持了克制。不过这种状况到了宋太宗时期，有了显著变化。宋太祖赵匡胤把南方割据势力基本扫平，就剩下北汉和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但却突然之间暴毙。

即位的宋太宗，想建立超越哥哥的功业，开始亲征北汉。宋太宗顺利灭掉北汉后，一时间信心大增，决定乘机攻取辽国燕京，收复燕云地区。只是经过了高梁河战役后，宋军大败。此后，辽景宗为了报复北宋，在高梁河之战结束不到两月的时间，便开始大举南侵。等到辽景宗驾崩后，年幼的辽圣宗即位，其母萧太后摄政。

因为辽国新君幼小，辽军采取了守势，但却被宋军理解为视为软弱。再加上宋太宗不甘心高梁河之战的失败，宋太宗又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可惜，最终的结果仍旧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为了报复，萧太后、辽圣宗决定南侵。

自此之后，北宋基本采取了守势，再也没有信心发动大的军事行动。公元988年，辽军南侵受挫后，辽大将耶律休哥镇守燕京。耶律休哥深知，宋军并非不堪一击，因此他进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宋、辽之间难得地保持了十几年的和平时光。

但这种局面，等到宋太宗驾崩，宋真宗即位时被打破。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以后，辽国南侵又进入一个高峰期。999年，辽圣宗下诏攻宋。在这个过程中，北宋军民英勇反击，辽军或失利、或不克，辽军准备撤退时，宋真宗决定亲征。该年12月，宋真宗到达澶州，守军大受鼓舞，多次打败了辽军的进攻。

萧太后眼见无法取胜，便退向燕京。此战中，辽军并未占到便宜，而宋军对北方的防务做出了调整，以防辽军再次南侵。

此后，虽然宋、辽之间偶有碰撞，但烈度都不是很大，形势相对平静。双方甚至还复设榷场，展开宋辽之间的贸易。时间到了1004年，宋、辽之间战争气氛又逐渐浓厚。为了防患未然，宋军对北部边防将领做了调整，朝廷中枢也做了相应安排，寇准与毕士安升任宰相。

9月，辽军南侵，而宋朝内部，对于宋真宗是否应该御驾亲征展开了激烈讨论。寇准力请真宗早日到达澶州，而副相王钦若，却建议宋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请真宗逃亡成都。他们二人的意思，便是要宋真宗偏安一隅。

幸好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最终坚定了亲自北征的意见。其实，早先被辽军俘虏的王继忠，是宋真宗原先的心腹。在宋真宗决定北征之前，辽国议和的意思已经通过王继忠转达给宋真宗。内心对辽国恐惧的宋真宗，自然是千肯万肯。只是担心辽国使诈，宋真宗在派出曹利用前去议和后，又同时亲自北上。与此同时，王钦若被罢副相。

为了保卫宋真宗的安全，此前下诏让全面负责黄河以北防务的王超前来澶州。只是王朝既怯战也不敢移军南来。见此情况，宋真宗的意志又发生动摇，有人又提出逃往金陵的提议。只是在寇准讲明，此时逃跑，很可能在没到达金陵之前，就会被被辽军追上。无奈之下，宋真宗继续北上，最终到达澶州。

宋真宗的到来，使得澶州守军受到极大鼓舞。而巧合的是，越过许多城池没有攻打下的萧挞凛，恰巧被宋军的弩箭射中，当晚便死于军营之中。因为萧挞凛是萧太后族兄，他的死亡给萧太后以极大精神打击，也间接促进了澶渊之盟的签订。

宋、辽在澶州城外摆开决战的架势，但和议活动却也在同时进行。因为澶州是开封北面最后一道屏障，宋军已经退无可退，所以宋军的口气还是比较硬的。

萧太后和辽圣宗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同意了议和。最终，达成了宋朝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辽国皇帝“愿兄事南朝”。历经将近4个月的澶渊之战结束，宋、辽达成的协议，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从宋真宗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这种和平局面，对于保障各自百姓安宁，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社会发展，都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但为什么又说这个协议是屈辱的呢？因为宋朝在占据极大优势的前提下，比如在瀛洲之战中打死辽军3万，打伤者更多。攻打宋国的提议者、辽国先锋大将萧挞凛，更是中箭身亡。虽然宋军处于守势，辽军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但辽国的进攻不断受挫，且损兵折将。

如果宋朝最高统治者，不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而是在澶州城与辽军决一死战，最后的胜负也未可知。说不定还能顺势收回燕云十六州，则宋朝北部的边防便能彻底巩固。只是宋军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内心怯战的宋真宗，竟然亲自促成了澶渊之盟。不惜每年以向辽进贡大量金钱和绢匹，来换取辽的退兵修好。而宋真宗只获得了一个是辽圣宗“哥哥”的空名头，显然是北宋王朝无能的表现。

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双方将近26年的相互攻伐，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中的功过，只能看后人不同的理解了。此后，主战派的寇准被罢相，而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又把持了朝政。感到心虚的宋真宗，此后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泰山封禅”以及大造道观中去，借此遮掩自己亲手促成的耻辱。

3、出土的花卉纹饰碑一般是什么时候？

宋、元、明、清时期的石碑图案，保留了民族特点，吸取了外国工艺之长，花色品种，龙头碑装饰风格产生了变革。

宋代尚文，石碑图案表现也极具有人文气息。这时候龟驼碑的线条流畅、挺拔、潇洒，造型和构图完美，石碑碑身装饰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莲花、牡丹花等。

宋之后，元代在龙头碑装饰艺术通俗化上有所突破，也与草原民族的特征相呼应。

4、哪些民窑瓷器值得收藏？

哪些民窑瓷器值得收藏？

民窑瓷器中值得收藏的主要有：

1、古代“贡窑”瓷器。像唐青——越窑，唐白——刑窑，唐钧，长沙窑，唐三彩；宋代的耀州窑，建窑，吉州窑，湖田窑，龙泉窑等。

2、古代“有名”瓷器。比如磁州窑、临汝窑、西夏窑、赤峰窑，以及元青花、元釉里红、元青花釉里红、元五彩等。

3、明代“官搭民烧”瓷器。有的无款，有的有“大明年造”“大明年制”款。

4、明清两代“堂名款”瓷器。如“一品堂”“正德堂”“中和堂”“慎德堂”“玩玉”等等。

5、精品民窑瓷器。做工好、画工美的精品、珍品乃至臻品瓷器。

除此之外的普品、残品及碎片基本毫无收藏价值。

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玩儿普、残、损、破、片，其实是一种灵魂、意念与审美的颓废、堕落与衰变，与收藏的本义与本真相去甚远，长此以往很难有健康、完美、幸福的人生归宿，实属“大众收藏”范畴，永难进入“小众收藏”的领域，是以坚决反对，至少绝不提倡。

我是“以瓷惠（会、慧、汇）友”，对中国古瓷器的鉴藏有近三十年的实战经历和丰富经验，早在十几年前就发表过《古玩鉴定的误区》、《浅谈瓷器的手感》、《瓷器鉴定中的“望、闻、问、切”》、《气泡在瓷器鉴定与鉴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和作品，现在就古董鉴定问题已经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现在入驻自媒体平台，期待与所有真爱古瓷的朋友坦诚沟通交流，大家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感谢各位朋友的捧场关注与点赞！谢谢！

而且声明一下，我所有文章中才的藏品都是我个人的收藏，万不得已用别人的图片，我会特别注明。照片是自己拍的，图片远不如实物精美漂亮，没办法，个人技术不行，光线、角度、距离都把握不好，大家凑合着看吧，能说明问题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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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几件瓷器图片，以证上言，以饷同道。

5、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中日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战争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打响：在这场战争中唐军面对兵力几乎四倍于己的日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应该是中日历次战争中日军最大规模的投降，也是历次中日战争中赢得最为干净利落的一仗——之后无论是万历援朝战争、甲午战争，还是抗日战争，无论最终谁赢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打得异常艰苦，而在白江口之战中刘仁轨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抗日将领彻底完胜日军，之后800余年日本再不敢窥视中华。

白江口之战的确是把日本方面打服了、打怕了——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白江口之战后日本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公元630年日本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们已派出三次遣隋使。白江口之战后的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

公元894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要说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当初派遣使节的原因。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中华帝国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中华帝国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中国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冲突，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倭国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政权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中国和南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按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只有中国天子才可以自称皇帝，周边藩属国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以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

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与此同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这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渤海郡国从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亲王随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来唐并到达长安。按大约20年左右朝贡大唐一次的惯例而言：此时的日本也到了该遣使入贡之时了，唐朝方面就真如亲王一行当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贡使节。然而这次日本玩了一个小花招：这次日本并未以官方名义派出正式使团，而是由真如亲王带着自己的随从乘坐唐朝来日贸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亲王毕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将真如亲王之行视为朝贡。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这样一次暧昧不清的派遣可谓一石二鸟：对唐朝方面将其解释为朝贡以搪塞唐朝；留下转圜的余地——在适当的时机拒不承认这是一次朝贡行为，以满足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自信。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到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

大约在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关注中日交通这一问题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营造敦促外国来朝的盛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温州是唐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贸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一方实力派，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这其实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来反对出使的理由，其实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大唐帝国的凋敝，对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跨洋越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傻事怎能干？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给天皇的回复中居然特意写道：国之大事不独为身——此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只是为了我菅原道真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倒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菅原道真的反对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日本朝廷最终采纳他的意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与此同时原本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894年前后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风文化向将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国风文化转型时期，这时的日本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13年后的907年大唐帝国被朱温篡夺，朱温开创了梁朝（由于此前已有以“梁”为国号的王朝，所以史称后梁），此后后梁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更替，战乱不休。自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现象延续了下来：朱温篡唐后各割据政权趁机先后取得独立地位，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之外，又先后涌现出前蜀、后蜀、楚、荆南、吴、南唐、吴越、闵、南汉、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后世称这段历史为五代十国。大唐灭亡后的50年间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中的渤海、新罗也相继灭亡，这令日本感觉自己一国独大，不免沾沾自喜起来。与此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割据政权一心逐鹿中原，无暇顾及海外邦交，只有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才有这方面的自信和需要——吴越一方面和其他割据政权之间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遣使海外列国。同光中（923~926）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这标志着吴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王国。与此同时钱镠“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这段《旧五代史》中记载的“海中夷落”自然是包括日本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钱镠并不安于割据一方的现状，他还想一统中华并进而恢复华夷秩序。从这段记载也能看出：尽管大唐帝国灭亡了，尽管中华大地四分五裂了，但在这些割据政权眼中依然视日本为岛夷。

935年吴越王钱元瓘曾派遣商人蒋承勋出使日本并辛辛苦苦带着若干只绵羊。已经闭关锁国的日本朝廷不仅没遣使回访，而且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出面给吴越王写了一封要求与吴越国平等交往的书信。953年蒋承勋又以吴越王钱弘俶的使者身份带着信件和丝绸、粗绢等贵重礼物前来日本。日本朝廷由右大臣藤原朝臣师辅出面让蒋承勋给吴越王带去这样一封回信：蒋承勋来，投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惕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绔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磐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这封信相比以往更进一步了：以往只是要求和吴越国作为平起平坐的主体交往，至此则更进一步——已不愿和割据一方的吴越国平起平坐了，反而自视上国，只是看吴越国献上的锦绔珍货还算称心才勉强与之交往。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就认为：吴越王的书信并非赠日本朝廷，而是赠日本国领班大臣——属于大臣之间的私交，而非两国国交：盖吴越国仅保一隅之地，僭称王号，故不得不谦让而执此态度。日本答书也就不用朝廷之名义——尽管事实上有国际之交涉，形式上仍执私交之体裁。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海外的态度颇为消极——不想主动寻求交际，只是作出因他人请求而不得已应之的态度。

当中华大唐帝国覆灭，五代相继交替之际日本也进入了多事之秋：日本皇室在历史上曾有相当漫长一段时间是不和臣民之女联姻的，这造成皇室堂兄妹乃至亲兄妹之间世代乱伦。随着遣唐使不断向日本传播中华大唐文明，这种野蛮风俗日益受到诟病。而日本皇室想出的解决应对之道居然是和国内最大的贵族世家世代通婚，尽管用今天的医学观念看：这属于表兄妹通婚，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要知道即使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一些边远山区依然存在姑表结亲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天皇谁也没考虑到表兄妹通婚对后代基因的影响，他们所操心是另一件事——世代联姻意味着历代天皇的舅舅、外公出自同一家族。那么这是怎样一个家族呢？这个家族姓藤原。藤原家族不仅世代与皇室联姻，更是长期把持朝政——天皇年幼藤原家就为摄政，天皇成年后就为关白成为定制，日本历史上称这种政治模式为摄关政治。一时间天皇废立、国政大事无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领主也纷纷寄进。藤原家被世人直接称呼为摄关家。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种局面，于是天皇发明了院政与之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侣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摄关和院政的竞争也折射到此时的中日关系中：从10世纪开始日本的国风文化兴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自豪，视东亚大陆上的改朝换代为乱象。然而“万世一系”的日本皇族此时正在其国内被藤原家的摄关政治日益架空，当然天皇是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人分割的——除了发明院政来和藤原家在国内朝政上斗争外，在外交上皇族特别重视维护日本的上国形象以显示强硬态度，并希望借助这种强硬姿态赢得那些对藤原家不满的世家贵族的尊重，以结成反对藤原家摄关政治的联盟。

公元960年正月当春节的喜庆尚未散去时当时的后周朝廷就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汉和辽国联军南犯，就在前一年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刚刚驾崩，年幼的恭帝柴宗训继位不足一年，还无法亲理朝政。太后和辅政宰相商量后匆匆派出禁军前去抗敌，当军队行进至距离京师二十里外的陈桥驿时突然发生哗变：军士们给他们的统领——当时的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披上了黄袍，随即大军掉头返回京师。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后赵匡胤在没杀害后周柴家一人的基础上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大宋王朝。成为一国之君后的赵匡胤通过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也从而避免了他的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稳定了内部后赵匡胤又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继位。赵光义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至此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割据政权被宋朝悉数统一，只剩山西太原一带的受辽国庇护的北汉还没被宋朝削平。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先派大将潘美等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赵光义于二月率军亲征，宋军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了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近九十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统全国。兵不血刃迫降吴越，又成功灭亡了有辽国保护的北汉，这令赵光义自信心爆棚——他希望在自己手中重新恢复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于是就在灭北汉的当年五月赵光义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北伐辽国。北伐初期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赵光义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人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赵光义亲临战场，结果受伤中箭，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失败。高粱河之败标志着宋朝试图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东亚地区传统的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朝贡册封体系被多极争雄的格局取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占据着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日后这个割据政权从宋朝正式独立出去建立了西夏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军在征讨交趾的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此后交趾由中原王朝管辖的郡县演变成后来的越南；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风文化，强烈的本位意识使其一再拒绝宋朝对其遣使入贡的要求。唯一令赵光义感觉安慰的是：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敦促高丽前来朝贡宋朝。这是赵光义的遣使入贡要求得到的唯一回应，还是因为此时高丽和辽国关系紧张，所以才打算联合宋朝制衡辽国，不然和宋朝隔着辽国的偌大疆域的高丽才没闲工夫搭理赵光义。

这就令宋王朝异常尴尬了：毕竟这个王朝统一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汉地，统一之后的宋朝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华夷秩序理念，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新的册封朝贡体系。然而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文弱的王朝却不得不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对这种落差宋朝皇帝想出的对策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本是中华帝国数千年来处理中外关系的传统策略，然而过去的王朝大力弘扬自己的文德背后是有武功支撑的，偏偏宋朝天生武略不足，因而不得不采取以经济文化手段来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丙戌“杂取历代医方同加研校”，次年十月癸卯《乾元历》成。整个大宋王朝弥漫着一番盛世修典崇文的景象。宋朝大体统一了中原汉地不仅大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也为发展文化事业，进而促进国内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随着宋朝和平接收吴越、武力剿灭北汉，南北两大佛教圣地——天台山河五台山已处于宋王朝的控制之下，同一时期一直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日本的天台山、五台山信仰正越来越强烈。乾德三年（965）游历五天竺18年的沧州僧人道圆归国并偕于阗使者共赴京师陛见，此举大大激发了宋太祖开展文化外交的宗教热情——966年他模仿唐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经的做法（此乃民间误传，其实玄奘西行一开始未获唐太宗批准）选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这次大规模的官费留学活动是宋太祖对外“修文德以来之”的羁縻做法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开宝年间（968~975）就有印度高僧法天等来宋，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更有印度高僧天息灾（又名法贤）、施护相继携带大批梵文经籍和佛舍利来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开国之初的宋朝也曾极力希望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在败于辽国之手后宋廷依然没放弃这一打算，于是屡屡遣使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与此同时自认为以全面吸收大唐文明的日本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本位意识：此时的日本甚至以小中华自居，希望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以代替历史上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如果昔日的大唐在日本眼中还是天朝上国，那么后来的宋王朝在日本眼中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日本人开始称来自宋朝的人为番客。不过日本其实一直关注着东亚大陆上的一举一动——一旦大陆上形成一个像昔日的大唐一样强大的国家，如何应对便成为岛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尽管宋朝的武功没强大到令日本恐慌的地步，但与此同时东亚大陆进入多极争雄的格局：就连其中最为弱小的朝鲜半岛政权都曾一度对日本构成威胁。说起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长期以来就是被日本欺负的，多亏有中国这个宗主国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翻看朝鲜、韩国的史书很多都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倭寇来袭。殊不知日本历史上也有“韩寇”一词——原来棒子也曾将鬼子按在地上各种蹂躏。

事实上第一次韩寇侵袭日本时中华大地还在大唐王朝统治之下，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政权是新罗——《日本纪略》如此记载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罗人驾五艘船登上小近岛，与当地人作战，杀九人，掳一百人。作为事后的对策：日本在对马设置新罗语翻译，以便审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难民等新罗人集团。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于远江、骏河的七百余归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罗人）发动暴乱。乱民“杀人焚屋”，抢劫伊豆国谷仓及船只。二国军人开始未能捕捉，后来从关东等地七国请求援兵，最终捕获乱民。关于动机，据推测：归化人虽分得口分田与一定生活费用，但因被认为图谋在博多等地从事与本国从事非法交易，而被勒令移居日本东部，故产生怨恨。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罗海盗乘船二艘来至博多港，抢夺丰前年贡绢绵后立即逃窜。虽发兵追击但最终未能捕获。对此政府加强沿海诸郡的防备，并逮捕且放逐了作内应的新罗商人润清等三十人，赏赐了勇射海盗的百姓五六人。之后，在新罗被捕的对马猎人卜部乙屎麻吕通报了当地的严重情况，最终大宰府决定将治下所有的新罗人迁至陆奥，给予口分田使其定居。当时新罗建造大船鸣号进行军事演习，据说是为了“伐取对马岛（870年二月十二日条目）”。当地的书记官获得了“新罗国文书”，告发了潜伏于大宰少弐藤原元利万侣附近的内应。日本朝廷加强弩师与守兵的配置，命对马守小野春风等守卫当地，另一方面前往八幡、香椎、神功陵等神社祭祀上供，祈求神灵保佑，“日本乃神国，敌国之船不战即沉没”。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发现新罗海盗。“新罗海盗于肥后国饱田郡杀人焚屋，由肥前国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对马岛的受袭报告。九月五日对马守文屋善友率数百郡兵以弩迎击四十五艘船的海盗，据说射死二百余人，捕获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新罗发生饥荒，都城亦不例外，故来抢夺谷绢。总共有船一百艘，约二千五百人。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南部。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遣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高丽私商一如从前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开始遭到来自新罗的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来自高丽方向的海盗（根据东北亚大陆各民族的社会状况以及对马海岸周边的地理条件，很可能也是由东北亚大陆经朝鲜半岛周转的狩猎民族领导的 ）入侵， 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继高丽海盗之后刀伊人也大举来袭。“刀伊”系朝鲜语“外藩”之意。据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宽仁三年（1019）刀伊驾驶50余艘船只入侵对马、壹岐、筑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就在此前不久的长德三年（997）奄美岛人从南面袭击九州各地，甚至烧毁日本”海夫“们的住宅，抢夺财物、掳掠男女。就在这次刀伊入侵前后还有一件让日本朝野紧张、猜疑的外交事件——长德三年（997）有高丽国牒三通送达日本，日本公卿朝议认为其内容“有令耻日本国之文”，决定遣返高丽使节。日本方面甚至进一步怀疑此事背后有宋朝的阴谋并下令让居住在镇西及越前国的宋人尽快归国。

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政权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强大——从当时的日本一再被新罗人、高丽人、刀伊人各种蹂躏的情况可以证明。白江口之战惨败的阴影仍令日本记忆犹新，即使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文弱王朝，但宋朝当时在世界上文化与经济的繁荣程度仍令日本艳羡不已。以日本当时面对新罗人、高丽人、刀伊人尚且吃力的军事实力自然会对宋朝这个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与此同时这时日本国内又正值摄关与院政激烈交锋的时期，也无心参与海外事务，这一时期日本是一个较为倾向于自我封闭的国家：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政权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宋朝方面在屡屡提出建交要求而遭日本拒绝后也一度不再去关注这个蕞尔岛国，直到北宋倒数第二位皇帝宋徽宗时又想起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始终不愿臣服于大宋的岛国——这时正值宋徽宗联金灭辽，收复了宋朝历代先君心心念念的燕云十六州。其实燕云十六州的收复完全是因为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已无法自保的结果，以宋朝的实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无异于痴人说梦。宋徽宗自己却不这么想，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实现了历代祖宗的遗志，兴奋之余的他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诸国传达了要求遣使朝贡的国书。日本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置之不理，其实宋徽宗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很快就忘了此事，退一步讲：就算他记得也没啥意义，因为没多久在靖康之变中他就成为了金人的俘虏。